2020年11月8日，“国家治理体系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社会治理”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。此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、山东政法学院、求新律师事务所和求知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。本次论坛采用线下、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来自中国政法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山东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国社科院、山东师范大学、山东政法学院等高校的专家学者，与来自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、山东省司法厅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、山东省律师协会以及求新律师事务所、求知律师事务所等部门的实务人士，以及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方向的博士生、硕士生，共有100余名专家学者、法律实务界人士齐聚泉城，在线实时收看达15万余人次。

以下是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、法学博士申世涛教授在论坛上的发言，整理刊发以飨读者！

申世涛山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、法学博士

谢谢大会组织者给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是来学习的，对认罪认罚问题也没有什么深刻的了解。我的发言有什么不当之处，敬请大家批评。这个专题的题目是认罪认罚当中的控辩审之间的关系。刚才多位专家谈了很多，基本都认为认罪认罚并实质改变控、辩、审三者关系。就上述问题，我不再展开，借这个机会，想谈一下职务犯罪的认罪认罚问题，也就是说监察调查阶段的认罪认罚问题。

关于职务犯罪，大家都知道《监察法》第31条就规定了认罪认罚的标准，这个标准和刑事诉讼的认罪认罚的标准是不一样的，监察法规定更严格了，它是在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认罪认罚标准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条件，如认罪认罚+自首，认罪认罚+重大立功等这些条件。除了适用标准的严格，监察调查中的认罪认罚的确认程序也比刑事诉讼所规定的严格，要经监察机关领导集体研究，还要经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。上述不同，可能要导致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衔接中的混乱。

那么上述矛盾怎么解决？要解决这个问题，首先应该统一适用认罪认罚的标准，同一问题不同法律作出不同的规定，本身可能违背法律体系的和谐性、科学性。

其次，在目前还做不到认罪认罚标准法律统一的情况下，是否可以通过淡化监察阶段的认罪认罚，强化审查起诉阶段的认罪认罚来缓解这个问题。因为职务犯罪案件，除非不移交审查起诉，如果要追究犯罪就必须移交审查起诉。你在监察阶段认罪认罚了，而且标准还比较高，还有建议量刑从宽的权力，到了审查起诉阶段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检察院还需要重新确认认罪认罚的真实性和自愿性，还需要考虑量刑情节，制作认罪认罚具结书。关键是这个量刑问题和监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一定一样，要产生冲突的。另外，更重要的是，监察调查阶段的认罪认罚，是在一个信息资源、证据严格不对称的基础之上产生的。职务犯罪犯罪嫌疑人对证据不了解、案件性质不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认罪认罚。这可能对犯罪嫌疑人是不利的，到了审查起诉阶段，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的帮助，对案件证据信息有所了解的情况下，很可能会推翻监察调查阶段的认罪认罚。

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想监察机关是否应像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那样，不刻意追求认罪认罚，更不要以“实现不了的利益”来“吸引”嫌疑人认罪认罚。监察机关只是告诉犯罪嫌疑人享有认罪认罚的权利，对他解释清楚认罪认罚的含义，对于与认罪认罚有关的证据固定下来。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，记录下来，然后移交到检察院，由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。在审查起诉阶段，辩护律师或值班律师可以介入了，证据也开示了，辩护人的权利也增加了，在这个情况下达成的认罪认罚可能更公正合理。

我的发言就这些，谢谢。